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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出生在徐汇区零陵路上的张家宅。她在家排行最小，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外公外婆过世得早，母亲从小在她大哥家长大。因为1米70左右的高挑身材，宅上的人都管她叫“长脚”。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在龙华公社天钥大队务农时担任过生产队长，后征地进入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，直至退休。务农时一天劳作下来，往往精疲力尽。晚饭后，她最喜欢与人“茄山河”（上海方言中“闲聊”的意思）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没有电视机，更没有手机，沟通信息基本靠面对面交流。母亲出去“茄山河”，可从我家住的唐家宅17号一直聊到7号。那时邻居们都开着门吃晚饭，母亲串东家、走西家，不亦乐乎，既释放工作压力，又能联络邻里感情，所以她人缘很好，有事都能叫得应。
母亲不爱做家务事，但家里遇到大事、麻烦事、棘手事，都靠她出面处理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家在斜土路谨记路（现为宛平南路）有一套二层楼住宅，出租给一个白俄。这外国租客长期拖欠房租，还赖着不走。母亲多次催讨未果，后来想了个办法，干脆把房子卖了，彻底了断此事。
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。尽管她没多少文化，但推崇知识，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。我有一次放学和同学玩“官兵捉强盗”游戏，忘记回家做晚饭、写作业。正轮到我面朝墙壁扮演官兵，突然腿上火辣辣疼。回头一看，母亲拿着一根细竹竿，瞪大双眼，凶巴巴地朝我吼。我立刻撒腿往家跑。这顿打让我长了记性，再不敢因为贪玩耽误正事。
母亲对孩子还是很爱的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物资短缺，副食品、日用品全部凭票供应。我和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的时候，饭量都很大。母亲冒着风险从贩子手中买来红薯和芋艿，让我们能填饱肚子不挨饿。为了给我们补充营养，她还与父亲商量，拿出部分积蓄去高价买鸡蛋、高级糖果等计划外的食品。母亲自己从不舍得吃一口，她说，宁愿大人挨点饿也不能苦孩子。
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后，我立刻报名参加。1978年春节返沪探亲时收到农场电报，得知考上大学，我却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从小就想上大学的梦想可以实现；忧的是探亲结束后我去学校全日制读书，妻子要回农场工作，才一岁半的女儿无人照管。我一筹莫展时，母亲伸出援手，让我们把女儿留在上海由她来带。母亲当时还未退休，边工作边照顾一岁多的孙女，困难可想而知。记得我们夫妻回黑龙江那天，因为怕女儿哭闹，只能吃过午饭把她哄睡后偷偷离开。母亲后来信叙述，我女儿一觉醒来找不着父母，觉得周围全是陌生人，搂住奶奶的脖子撕心裂肺地哭喊：“爸爸咿！爸爸咿！”嗓子都喊哑了。母亲把孙女紧紧搂在怀里，一边哄一边流泪。此后4年，女儿便跟着我母亲生活。孩子体质弱，经常感冒发烧，4年里，女儿看病的次数不计其数，发票有好厚一沓。母亲开玩笑说，等你大学毕业，这些发票找你报销。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，才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。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，和千千万万平凡的母亲一样，吃苦耐劳、勤奋朴实，热爱家庭、爱护子女。在我的眼中，母亲永远是一段值得洒泪感怀的岁月，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。（唐德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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